2月12日晚，广州的奥体中心，中国队和巴西队友谊赛举行，比赛结果是0：0。这场比赛，是荷兰教练阿里·哈恩（大部分媒体根据中国足协的口径称为阿里·汉）指挥国家队的处子秀，算是在中国高光亮相。

前来报道中巴比赛的外地记者们，最受冲击的，不是国家队和韩日世界杯冠军巴西队“奋勇战平”，而是奥体中心执勤警察几乎全部都戴着口罩。大家这时候才清楚，广州乃至广东已经处于一种非常状态。不过，现场部分球迷戴着口罩，还是有不少没有戴的。记者们几乎都是全无防备暴露在空气里的。

但是，这种非常状态当时仅限于广东及其周边局部地方，其他地方，包括北京都还没有丝毫警觉。中巴比赛后，我回到北京，进入了上海东方体育日报驻京记者的状态。——2002年12月下旬，报道了在香河第一城举行的该年度中国足协工作会议我回到成都，就突然接到南方体育单方面中止工作合同的通知；下岗没几天，时任东体总编辑何斌老师打电话给我，邀请加盟。这次去广州，也是我为新东家第一次跑国家队。

在东体，我主要任务和以前在足球报、南方体育一样，还是驻京，几乎天天在龙潭湖丙三号伟图大厦二三楼的中国足协去“上班”。从广州回到北京，解决了租房和宣示自己的新身份后，我也恢复了工作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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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恩出任中国队主教练后，第一期集训就是和巴西队在广州的友谊赛。其实，2003年中国男足的重要赛事是在日本举行的首届东亚四强赛，国家队计划通过这项赛事热身，准备2004年开始的德国世界杯亚洲区预算赛。

首届东亚四强赛计划5月28日到6月3日在日本横滨举行，国家队则是从4月10日开始在香河国家足球训练基地集训，还安排了热身赛。这，就是当时媒体所说的“汉二期”。但是，国家队集训开始前北京的疫情已经很受人们关注了。应该是3月中下旬开始，“非典”就已经成了热点话题，但是尚未影响大部分人的生活、工作。

4月份，大家对非典的谈论越来越多，足协不少人看到我都半真半假说：“还不赶快回成都去避避，在北京扛着干啥？”国家队集训一开始，我连忙跑到了香河。也有一些外地记者来采访国家队集训，印象最深的是前同事、深圳晶报的岳进大老远从南边跑来了。他是天津人，估计借这个机会也回了一趟老家。当时到香河基地采访的记者，都比较年轻，岳进更熟悉他们。

国家队集训开始时候人员不整齐，加上伤病号，每天勉强只有几名队员训练。一开始，我们这些记者还每天根据国家队训练计划到基地采访，工作生活都还算是比较规律。不过，“好日子”没过两天基地通知：因为疫情防控需要，国家队将封闭集训，记者们禁止进入基地。

岳进们都撤退回到深圳、大连等地，我则回到了北京。只是，这时候北京已经逐渐冷清下来，大街上车少人少，和春节期间类似。4月24日，中国足协下发《关于延期有关足球赛事等活动的通知》文件，宣布2003年5月底前举行的有关足球赛事活动全部暂停。国家队也在这天结束集训解散，教练队员们各自回家休养待命。

中国足球至此开始停摆，直到7月2日甲A联赛恢复第七轮，时间长达7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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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疫情对中国足球的冲击很大。

1、5月14日，横滨市长要求首届东亚四强赛延期。这项赛事原定于5月底到6月初在日本举行，最终延迟到12月举行。最后中国队连败于日本、韩国两队，最终只战胜中国香港队获得第三。

2、5月3日，国际足联执委会议决定：原定于9月23日到10月11日在中国举行的女足世界杯易址。最终，这项赛事的承办国由中国变成了美国，比赛中中国女足不敌加拿大队，无缘四强。

其他受到影响的国际赛事还有：亚冠联赛、2004年雅典奥运会足球亚洲区预赛、女足亚洲杯。而受到冲击的国内赛事当然就是男女足的各级联赛了，开始了中国足球的持续低迷。——2002年年底百事可乐中止冠名赞助中超联赛，已经沉重打击了中国足球的顶级联赛，非典的冲击就更是雪上加霜。

非典期间，为了备战东亚四强赛，国家队进行过两次集训：一次从4月10日到24日（所谓的“汉二期”，我还是按照自己的习惯称为“哈恩二期”）；另一次是5月11日到6月15日（所谓的“汉三期”，我称为“哈恩三期”）。“哈恩二期”因为疫情加剧半途而废，“哈恩三期”则因为东亚四强赛的延期也是“中道崩殂”。

非典期间，男女足国家队同在香河国家足球基地集训，世界足球小姐孙雯领衔的国家女足是备战原计划本土进行的女足世界杯（后改期到2007年），国家男足则是备战首届东亚四强赛。疫情严峻的时候，两支国家队都“封闭”在了基地里。

这段时间应该是男女足国家队关系最融洽互动最多的时候。后来听一位参加过非典期间集训的女足国脚说，当时两队经常进行教学赛，当然是把双方人员拆散后重新分队。现任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李铁当时很受女足欢迎，“体力好，能跑，还跑得快！”

女足国脚对李铁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同组比赛，李铁真是能做到全攻全守。进攻上去他跑在最前面，我们进攻打门没进马上回跑去防守，才转身发现人家李铁已经站在防线上了。他真是太能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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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的“哈恩二期”结束后，我回到北京。中国足协这时候已经开始“弹性工作”，一般情况下也没什么人到岗。当时的联赛部主任郎效农等老大哥都劝我还是先回成都，于是回到北京没两天，我在向报社汇报了后就飞回了成都。

4月底的成都，和半月前的北京类似，人们知道了疫情但感觉距离自己比较远，有些警惕但还没有执行对潜在感染者隔离措施。回到成都次日，天气晴好，我也跑到春熙路中山广场喝坝坝茶（现在没有了，记得那时候广场上不止一家坝坝茶）。

喝茶时候，给朋友打电话邀约聚会。朋友听说我在成都就问我从哪里回来，我高声回答：“从北京飞回来的啊。”当时听到周围一阵拖动椅子的声音，打完电话回头一看，发现我身边已经空白一片，最近的茶客和我也有三米的距离……

我回到成都没几天时间，就开始执行对疫区来成都的潜在感染者进行隔离的措施。接下来，我也都是待在家里，时常往北京中国足协那边打电话，了解相关动态。一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当时京华时报记者朱煜明练手，基本上保证了报社的写稿任务。

非典期间，一家体育专业报纸，也是我的老东家之一，频繁出现一些不靠谱的报道。我和朱煜明有段时间连续发辟谣稿子，以至于老东家的领导电话我：“非常时期，不要这么较真嘛，怎么我们每期稿子你们都辟谣？”我嬉皮笑脸：“我们是日报，得天天发稿。这是老东家送我的写稿机会，哪能不珍惜？”

6月上旬样子，警报还没有解除，我就回到了北京，还跟了6月下旬中国足协在上海举行的中超筹备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后不久，7月2日，末代甲A第七轮联赛开打，中国足球重新运转起来。

5

“非典”之后，中国足球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有银河舰队之称的皇家马德里队来访北京，于8月2日在工人体育场和中国龙之队进行比赛。

皇马来访，是著名的高德体育公司在当年年初敲定的。不过，高德邀请皇马来华的时候，贝克汉姆尚未加盟，不过以当时皇马的罗纳尔多、齐达内、劳尔、卡洛斯、菲戈等巨星阵容来华，已经具备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了。后来贝克汉姆加盟皇马，而且随队来华，更是把8月2日这场比赛推高到了当时中国足球界商业比赛运作的巅峰。

非典一度使得皇马来华行程变得不太确定。但是6月中旬，疫情缓解后，皇马的先遣队来华考察，印象不错，最终落实了8月2日的比赛。就体育层面而言，巨星云集的皇马在非典后不久来访，也是对中国抗非成绩的肯定和祝贺。

中方迎战皇马的龙之队，其实就是一支明星联队，由国内著名教练戚务生和朱广沪共同担任主教练，教练还有成耀东和李辉，队员共有31人：囊括了当时甲A联赛四强深圳健力宝、云南红塔、上海中远汇丽、北京现代汽车的30名队员，另外还特邀原国脚高峰参赛。

比赛结果没有什么悬念，皇马4：0轻松大胜。不过，赛前的献花仪式倒是给现场观众和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龙马大战前，有个献花仪式，一群在抗击非典中作出了贡献的护士们参与了这个仪式。仪式结束后，护士们抛下了白衣天使的矜持，竟然组团冲向了皇马球星们。“众矢之的”的贝克汉姆吓得转身跑向场地中间，后面跟着一串白色身影……

这一幕时候引起不小争议，当时我也觉得难以接受。倒是现在，我觉得可以理解：经历了生死的人，还有什么包袱不能放下？为什么不能自我放飞一次？

今年这次疫情发展到了关键时候，Q队长希望大家平安健康。在此，借用一位新闻界前辈老师的话作结：

一切终将过去，总会春暖花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